摘要：如果说今天还可以想象在某次制宪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一个理想的宪章—看似一蹴而就，那么在古希腊城邦，可以想象的宪制一定是回应本城邦重大问题的务实措施和制度。 ...
其次，司法权应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26]，不随意否定行政权的行使与效力。
表面上，梁教授反对在《物权法》草案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实反对的是以三权分立体制否定全国人大的主权者地位，反对在草案中写入根据宪法典，制定本法。其次，主权机关论是对全国人大制宪事实的恣意解读。
但是，目的的可欲性并非理论自然成立的理据，在立宪主义的时代，任何理论主张均不可抵触宪法至上的原则。[16]除了主权机关论和最高国家机关论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便是国家立法机关。这一观点为回归后的香港司法部门所认同。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宪法规范便无法成为判断行为合宪与否的标准，进而无法付诸实施。在《物权法》的合宪性之争中，韩大元教授指出，《物权法》是在宪法秩序下，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物权法》（草案）第1条没有规定‘根据宪法至少从立法内容和技术层面上是不妥的，需要在修改中增加规定。
另参见陈克：《论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关系》，《法学家》1989年第4期，第35-36页。[50]国家决定将来可设立特别行政区，解决港澳台问题，现行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了这一点，故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不抵触宪法。一是宪法中偏学理的问题，英文写作questions of consti-tutional law，准确但冗繁的中文表达可以是宪法性法律的法理问题，可简称为宪法学问题。
[6]而看看真实的国家，其形态的差别非常大。[15] 雅典宪制也经历了漫长演变，很难简单概括。17世纪中期，面对英国内战的惨痛现实，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霍布斯就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关城邦政治、宪制和公民的分析和论述，完全荒谬，自相矛盾和无知。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
在这里我只打算简单分析其中两个文件：1215年的《大宪章》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对于英国的宪制意义。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2-92页。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94、103-105页。[14]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设想的理想政体，就以斯巴达为范本。前者是整个宪制必须应对的有关整个国家政治构成的问题，有关事和实，不但有关普通人，更是法律人或政治家关心的问题。莱库古本来因兄长去世继任了王位，但他主动将王位让给了兄长的遗腹子，自己出国远游。
关于双重联邦主义，参见Alfred H. Kelly， Winfred A. Harbison， and Herman Belz，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6th ed.，W.w.NortonCo.，1987，pp. 207-28. [41]Laurence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2nd ed.，Foundation Press， 1990。注意这个国一旦建立，不仅在当年是超级大国，即便挪到美国宪制创制之际，也令美利坚合众国顿然失色。其他人在制宪辩论中也反对加上《权利法案》，例如，来自康州的谢尔曼（ Roger Sherman）就认为，采纳宪法并不自动撤销康州的《权利宣言》，来源： http://avalon. law. yale. edu/18th-century/debates-912. asp），2013年8月25日访问。即便是中国，先秦与秦汉之后的国家形态就有显著改变，秦汉之后的2000多年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无论疆域、人民和政府组织，也一直有所变化。
[25]而在同样有皇室的日本，由于天主教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构成，今后也不大可能构成，一个可能通过天皇而左右日本政治的势力，因此，日本的《皇室典范》就仅规定王位继承的顺序，而没有对天皇的宗教信仰加以任何限制。因为这就会冒犯他们的信条和利益：宪制或法都是现代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产物，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专制。
[62] 但本文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提醒：由于长期生活在近现代早已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的世界中，西方学者已经习惯于、也有足够多的正当理由从宪法文件（宪章）和宪法性法律（宪法），而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构成（宪制）层面来理解constitution。之后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三十余年坚持了不偏不倚的宗教政策，却还是无法化解国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尖锐对立。
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英格兰，英国的政治构成和宪制，一直在回应本国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过程变化和累积，也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英国宪制。也有城邦，典型如雅典，虽历经种种波折，却较长时间实践了民主制。很少有城邦的统治者，即便他本人就是杰出的政治家或立法者，会如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那样对城邦有系统研究，然后再决策。要进行跨地域的社会动员和组织，一定要有一个作为社会核心的具有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政府或朝廷或公权力，一个中国的家一国一天下语境中的国家制度。只有国家已发生，制度已确定，才可能出现今天的宪法学者关注的宪法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断言出现在古希腊，其实就因为在古希腊从城市（city）这样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到城邦（city-state）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区别，无论在政治想象上，还是在政治构成上。
因为在英格兰这个远比雅典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岛国上出现的是封建君主制，而不是城邦君主制。并且两人各自提出了自己判断政体好坏的标准，柏拉图关心的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了统治者的知识和技艺。
1787年宪法中丝毫没有提及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司法关注的公民宪法权利问题，这主要源自三年后的采纳的前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以及美国南北内战时期颁布的三条重要修正案。因此《权利法案》最终会导致只保护《权利法案》中枚举的权利。
首先是，一旦参政人太多，参政者手中的权力实际稀释了，这就会令他们趋于不负责任，各种各样的搭便车就会出现并日益普遍，结果一定是没有多少公民真愿意并主动参加公民大会。如果共同体的政治构成问题自人类社会以来就有，那么宪制问题就一定从来不曾离开至少是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6页。本文其实只是指出，尽管在同一个星球、同一时代（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甚至有些国家的宪制问题完全相同（例如一些紧密相邻各方面都高度相似的小国），却还有一些国家的宪制问题是相当不同的，不能简单用普世的措施或方式来回应，有时甚至无法，也没有必要参照别国经验论应对。而要理解一国的，尤其是有久远和广泛影响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的宪制，研究者就一定要在进入该国的社会历史，甚至不能仅限于政治和宪制史，而是要努力感知、理解并重构该国历史进程中绕不开的问题，该国的基本制度累积指向的该国的基本问题。[40]因此，1980年时代的里根革命，反对大（联邦）政府的福利国家，强调的就是双重联邦主义（duel federalism）。
即便是一些学者心目中的典范《美国宪法》。只要理解了英国人在一个半世纪里惨痛的宗教教训，就可以看出这一规定对于现代英国的构成性意义。
因此古代中国最核心的宪制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只有无数小型村落共同体，却没有大型社会共同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强大、辐射面极广的都市，没有建立起一个跨越地域的大国政治架构，一个统一的有足够政治统治和动员力量因此才能捍卫自身抵抗游牧民族的国家。而为了坚守这最后的防线，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守，即拒绝古代中国宪制问题这样一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白兔问题。
雅典的十将军，尽管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却有人多次连选连任，这其实是贵族制的因素。因此，在《美国宪法》制定后仅仅两年的1789年，这帮人又匆匆忙忙制定并于1791年批准了《权利法案》。
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而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有理由在此讨论古代中国宪制问题，以及此后讨论古代中国的宪制。[29]《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而商周两朝的疆域面积有学者估计就已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参见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27页。
但问题并不是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宪制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定义问题，然后就是经验证据多少的问题。——霍姆斯[1] 我偏爱例外。
在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146年的六个多世纪间，在欧洲南部，地中海东北部，包括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许多小岛上出现了众多城邦，最多时据说有上千个，这些城邦先后形成了，然后又因种种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演变出各种宪制或政体结构。1701年英国国会单方面制定了《王位继承法》后，苏格兰很不愿意，因为被废除的英王出自苏格兰的斯图加特家族，而如今依据先例则会由英格兰国王统治苏格兰，苏格兰的当下利益受损。
[29]但名额分配还必须考虑—请不要误读为为了—黑奴。而本文的核心论题则是：至少各主要大国或文明国家（civilization）都有本国的、因此是不同的宪制问题。
